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毋庸置疑，创新在各个领域都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创新是它前行的不竭动力和源泉，创新的能力决定了它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和命运。因此，在各国不同时期的国策当中，有关创新的思想和政策不胜枚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中共文献出版社还出版了《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一书，对以科技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强调创新驱动是世界大势所趋，是国家命运所系，提出将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结合的战略思路。

影响颠覆式创新出现的关键因素

在大历史观下，围绕解决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本源，创新努力的方向是可以分析出来的。比如：交易过程中的收益和风险问题，在人类商业史上，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买卖双方，那就是交易过程中究竟谁先给钱，谁先给货的问题？本质上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信任和信誉。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支付宝的出现就很好地通过信任和支付的转移，解决了这一难题。还有人类对照明功能的需要，最开始通过木材的燃烧，后来是蜡烛，到今天的电灯。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实际上也是围绕着人类对照明功能需要的便利性而不断创新的。试想假如没有黑夜和暗处呢？人们也就没有照明的需要了。为了使用电灯更加便利，人们还发明了电池和电线等，而这些又带来了诸多新的麻烦，未来能否实现定向无线输电呢？如果想通过创新或者说是颠覆式创新来实现这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呢？当然因素会有很多，难以面面俱到，但归纳起来无外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见图2），内因主要谈一下想象力、创造力和执行力的理解，外因主要讲一下土壤、氛围和形势的影响。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需要依托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才能实现。

首先是想象力。何为想象力呢？“想”是心上一个相，象棋中相走田，所以是动态的。因此，要异想天开，才会有奇思妙想。而“象”呢？《道德经》中有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说法。因此，在看不到和听不到的情况下，只能用心去想。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用眼睛看到的；二是借助仪器设备看到的；三是用心去想到的。就像牛顿看到苹果掉在地上，想到了万有引力定律，而万有引力是看不到的；还有爱因斯坦想到引力波，但当时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因为没有机器设备能够证实，但爱因斯坦却想到了。100年以后，有人通过创造力和执行力证实了引力波的存在。不得不说，有的人可能天生就擅长“想”，但这种想象的结果准确来说，应该叫发现。因为万有引力和引力波一直存在，只是他们二人发现了而已。当然，如果相对于前人的理论来说，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发现也是很大的创新。还有一种“想”是超前于客观现实的，通俗来说叫因为相信而看见。就像手机、电视、电脑等有形产品的出现，研发人员脑袋里要先有个大概的雏形，然后再去把它们做出来。而这个雏形应该是在现有客体的基础上改进的，如果改进只是发生了量变，可视为渐进式创新；如果改进发生的是质变，则可视为颠覆式创新。

其次是创造力和执行力。有了想象之后，要想实现创新，就需要有“创”“造”的能力和“执”“行”的定力。创造是在原有客体基础上的改进，或纯粹的无中生有；而执行则是心中抱有执念，坚定不移的行动。有人说成功是很多环节做到位之后积累的结果，但失败很容易，只需要一个环节没有做到位就可以了。这么看，似乎失败是必然，而成功是偶然。很多创新都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有时候可能快一点，有时候可能慢一点。但从失败走向成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就需要创新者具有不畏艰难、排除万险的勇气和决心。就像爱迪生和居里夫人在经历了非常多次的失败之后，分别发明了灯泡和发现了镭一样。因此，在确定了创新努力的方向之后，创新者应该剔除内心的杂念，以入定的状态守一。这样创新会更可能成功。然而，对商业领域来说，创新会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情境，比如竞争对手的打压、收购、抄袭或模仿等；加剧了中小企业践行创新的风险。有人讲大企业常常因为价值网的约束而被中小企业的颠覆式创新打败，这个并不绝对，要看不同国家市场的实际情况。如果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比较健全，而且人们普遍比较尊敬创新者劳动成果的情况下，是有可能的；反之，不太可能。除非大企业没有认识到中小企业创新行为的真正价值。就像当年马化腾想卖掉QQ的时候，结果很多买家看不懂一样。

最后是颠覆式创新的土壤、氛围和形势。与古代相比，人类目前的知识总量在不断地飞速增加，想靠一个人完成巨大的创新，可能性会越来越低。纵观历史重大遗产或事件，除了书和各类艺术品之外，其它大多数遗产都是一群人前赴后继完成的，例如：长城、故宫、敦煌莫高窟等。因此，未来颠覆式创新越来越需要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去战斗。这一点不少企业很早就意识到了，比如：华为的研发和阿里巴巴的达摩院，都在全世界范围内招揽人才，培育土壤，营造氛围，创造形势。但在创新的道路上，无论是人还是事，都讲究个“缘分”，具体可划分为三个层次：认识、认可和认同，念念相续，前后相随。关于创新的土壤，农民种地都知道，要想地里长出好的作物，就应该先去提供并创造作物生长的环境。有一年暑假，我和家人去长隆动物园游玩，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从全世界聚集在此，仔细观察思考之后，发现将动物从全世界迁徙过来并不难，难就难在将这些动物相应的生活环境也搬过来。值得注意的是，人与作物、动物还是有区别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他们为何能够聚在一起进行颠覆式创新呢？这就需要志同道合，具体来讲，就是内在的事业趋向、价值观和精神等方面的追求和契合要胜过外在的名利。这群人构成了创新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慢慢就会产生创新的“气氛”，最终形成氛围。就像和气生财，气和了财自然就会生出来，财和气合起来叫有无相生，同样的逻辑对颠覆式创新也是一样。再说形势，颠覆式创新的布局“形”成了，“势”就会慢慢出来了，接着就是顺势而为，就像下围棋一样。除了这些，在一次访谈中，记得李开复还提到教育当中的突破性思维、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以及对失败的包容和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评价等等，这些也是构成土壤或外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主义和人文主义：排斥or融合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科技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尤瓦尔·赫拉利在其《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中也提到过。从目前来看，人们对“硬”科技的创新似乎要热于对“软”文化的创新，原因可能在于：硬科技的创新能给人们带来立竿见影的实用或便利；而软文化更多是意识或精神上的，其创新的结果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试问硬科技如果朝着实用和便利的方向发展就是对的吗？它会将人类带向何方呢？有人说，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离自然界越来越远，也就是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越来越远，而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东西却很多。这应了《道德经》所讲的：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也有人说现在的科技发展越来越没有思想和文化的“味道”？这让我想起都江堰的李冰父子，根据史学家的评价，都江堰的建造体现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还有岳阳楼和岳阳楼记，范仲淹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无形的精神赋予有形的建筑和诗词之中，引来无数的游客追忆和感受。因此，在硬科技的创新中如果能够融入人性化的体验、思想和精神，那将实现科技与人文的兼容，同时硬科技创新的成果也将能够走的更远。就像苹果的手机，融入人性化的体验那样；还有人想要把王阳明心学中的“心即理”和“致良知”，融入到人工智能当中，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在硬科技的颠覆式创新中得以体现的。这说明科技主义和人文主义并非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做到二者兼容的。因此，颠覆式创新成果中不应只体现专业和技术，还应蕴含着人文的思想和精神！

文章来源 | 《清华管理评论》，作者：王新刚